民國四年，深秋的傍晚，九華山百歲宮大雄寶殿里，正在參禪打坐的余干臣聽到香客閑聊，中國的祁門紅茶在大洋彼岸的首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得了金質獎章。這位年近古稀、置身世外的老人微微一顫，手中佛珠差點墜地，良久，兩行熱淚潸然而下……
一、抵制洋商
年輕時的余干臣，可謂胸懷大志，意氣風發。
清同治八年（即公元1869年）的茶季，各國洋商聯手壓價，福建本地茶幫奮起抗戰，聯手拒售，并向官府請求暫緩茶稅。時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對此十分贊賞與同情，但苦于船政局資金匱乏，每月需在福建征收茶稅兩萬兩白銀專補。遂委派余干臣出面協調。
福建盛產茶葉，鐵觀音、大紅袍、正山小種、坦洋功夫等等，品種多，產量大。在五口通商的福州，茶葉大量出口，稅收頗豐，使得余干臣這個九品府稅課司大使的位子，顯得頗為重要。
余干臣深知，洋商勢力頗大，采購茶葉也多以紅茶為主，茶人也紛紛結社以求自保，公義堂便是當時最大的紅茶外銷組織。此次洋商壓價若是得逞，則本地茶幫再無還手之力，茶葉價格操于人手，與國與民皆為不利。余干臣暗忖：自己一定要協助茶幫對抗洋商，但又得按時征納茶稅銀，以確保船政局海防之需。
余干臣思慮良久，便前往公義堂面見首領，痛陳利害：洋商壓價，實是可惡。然洋人橫行，國勢如此，莫說諸公，便是官府，也受洋人欺壓。此次諸公與之相抗，實是大快人心。沈大人亦多有褒獎之辭。然兩次國戰，所敗之由，在于海防。洋人炮轟廣州，進逼京津，來去如風，勢不能擋。左帥由是創建福州船政局，數年以來，下海大艦十數艘，雖不敢言與西洋諸國一決高下，但實為亞洲第一，兵輪往來，重炮之下，覆滅海盜數十年之患。而養船之費，在于茶稅。諸公所為在于抗洋商，而官府所愿在于抗洋人。由此，望諸公以國事為重，先繳部分以資海軍海防之需，由此船政局沈大人必將鼎立支持諸公。諸公也都知道，沈大人乃林則徐林文忠公之婿，當 今 皇 上 甚為器重，曾國藩大人厚愛有加，若得沈大人相助，此次抗洋商豈能不添勝算？多少年之后，每當想起這段慷慨陳詞，余干臣都覺得心中豪氣千云。
余干臣的一番懇切言辭，說服了幫主，于是公義堂聯手其他茶幫，很快繳足稅款，沈葆楨由是愈加支持茶幫。因茶季將過，洋商恐耽擱日久，且急于爭利，內部聯盟分崩離析，壓價收購計劃隨之流產。
此次事件之后，余干臣與公義堂等茶幫私交甚篤，對福建功夫紅茶尤其是坦洋工夫紅茶的制作工藝、銷售渠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為他日后創制祁門紅茶奠定了基礎。
二、赴臺驅倭
清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初夏，日本侵占臺灣，清廷委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臺辦理海防及交涉日本撤兵之事。自那次抵制洋商事件之后，沈葆楨對余干臣欣賞有加，遂讓其一同赴臺，但恰在此時，余干臣收到老家的報喪，得知家母病故。按清廷律，須丁憂回鄉守孝三年，余干臣對母親也極為孝順，與情與理都該回鄉守孝。余干臣素有愛國之志，認為自古忠孝難兩全，當為國運昌盛而盡責，遂隱忍悲痛隨軍赴臺。
這年底，日軍退出臺灣，余干臣返回福建，卻不料遭同仁舉報“欺君不孝”。按大清律，父母亡而隱瞞不報丁憂者，必革職。就這樣，余干臣蒙著“不孝”的名聲黯然離開了福州，踏上了回鄉之路。
三、創制祁紅
光緒元年（即公元1875年）的早春，余干臣在安徽至德（今東至縣）堯渡街下船。這是進入故鄉皖南的第一個縣城，是皖南山區通往浙江、江西等地的重要港口，相傳是堯帝當年南渡之處，商賈云集，人頭熙攘。堯渡河兩岸奇峰疊嶂，茶園清幽。此情此景，讓余干臣想起了北宋梅堯臣在此任縣令時寫下的《南有嘉茗賦》，想起了在福州的飲茶論道，想起了征臺水師以茶代酒、“渴飲倭奴血”的壯烈，更想起他因“不孝”之名不愿直接回到老家黟縣立川……憤懣與不甘激蕩著余干臣，他當即在的堯渡街置下門面，試制紅茶。
余干臣仿照坦洋工夫茶的工藝，采鮮嫩茶芽的一芽二葉作為原料，經過萎凋、揉捻、發酵，使芽葉由綠色變成紫銅紅色，香氣透發，然后進行文火烘焙至干。而后繼續精制，經過毛篩、抖篩、分篩、緊門、撩篩、切斷、風選、揀剔、補火等幾十道工序。所制茶葉外形緊細勻整，色澤烏潤，當第一批紅茶入杯沖泡時，余干臣被那一股從未有過的奇異醇香深深地震撼了，那是一種特有的似花似果似蜜的香氣，湯色紅艷明亮，滋味甘鮮醇厚。
余干臣當即讓人將紅茶捎往福州，寬慰那邊牽掛著他的朋友，更多的是期翼者能否在那兒打開一條黃金之路。
第二年，余干臣在祁門歷口、閃里開設分莊。祁門地處黃山南麓，土壤富含有機物，當地的茶葉多系楮葉種，葉質肥厚，尤其適合制作紅茶。與此同時，福州茶行買辦的朋友，為了搶先獨占這個新穎的紅茶品種，悄然把出口口岸從福州北移到了上海，這樣既可以避免同行的搶購競爭，也使得運輸更加便捷。
余干臣為這種紅茶取名“祁門紅茶”。
“難得群芳最，最是祁門紅”。余干臣所創制的祁門紅茶，傳到英倫三島，成為英國女王和王室的至愛飲品，由此演繹出風靡歐洲的英式“下午茶”，被譽為“紅茶皇后”、“茶中英豪”。自此，祁門紅茶蜚聲中外，香飄百年。
四、祁紅情緣
余干臣因祁紅名振一時，祁門及周邊地區也因祁紅而富庶，可他始終心情抑郁。他知道，中國茶葉陶瓷出口引起的國際貿易逆差，是鴉片戰爭的導火索，若是國力不強，則經濟難以繁榮。衰敗的清朝讓他憤懣和失望，多年來背負著“不孝”的罪名和對母親的懺悔，更是讓他難以釋懷。
光緒十年夏，余干臣從福州朋友那里聽到消息，法軍發難，朝廷不許水師出戰，被困于港中，結果全軍覆沒，旗艦揚武以下盡數沉沒。余干成悲憤難抑，以紅茶代酒祭奠那些曾經“壯懷激烈、渴飲偓寇血”的戰友。從那以后，余干臣常常沉默不語，終日閉門。
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末，余干臣不顧家人的勸阻，執意出家。臨行前，告訴了兒子余伯陶，我本“不孝”之罪，終日懺悔也難脫罪責；水師覆沒，好友殉難，我早心死如灰。近日欣聞武昌革命，逸仙先生恢復中華，我留待殘身，青燈古佛，為國為友消災祈福，也為自己超度罪身。
空曠的大殿里，油燈昏黃，燈影隨風搖曳，余干臣知道自己時日不多，行將就木。國勢日微，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自己創制的祁門紅茶也將失去昔日的輝煌，兒子余伯陶光緒廿二年在屯溪長干塝開設了“福和昌茶號”，并研制出屯綠精品“抽芯珍眉”，生意興隆，可謂“祁紅屯綠福和昌”，可這些，余干臣都覺得離自己已十分遙遠。讓他欣慰的是，晨鐘暮鼓之時，母親常喚著自己乳名，讓他早點去陪伴……
余干臣輕輕地敲打著木魚。
木魚聲在空曠的大雄寶殿里回響著，顯得分外孤獨、渺小……